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大咖们这样说

导读：近日，一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会议来到了成都——第二次落户成都的“2018年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抢人大战”、城镇化、资源分配、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针对如何让城市更加可持续发展，大咖们分享了这些观点。

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召开，首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博览会也在世纪城会展中心开展

近日，一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会议来到了成都——第二次落户成都的“2018年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吸引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伯特·霍夫曼等一大批行业大咖，在低碳城市成都论道城市究竟应当如何发展。

“抢人大战”、城镇化、资源分配、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针对如何让城市更加可持续发展，大咖们分享了这些观点。

记者 邹悦 摄影记者 陶轲

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交通拥堵的治本之策是职住平衡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在高层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说，“今天不讲成就，要谈就谈当前城镇化的问题。”

遵循城市化规律，是杨伟民提出的重要观点。“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也出现了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造城运动、高房价问题、人地失衡、职住失衡、城市病、大拆大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其实就是没有按照城市化规律来办事。”

如何破解上述痛点？杨伟民指出，城市化布局首先要集中，城市用地和人口也要相应匹配，“进多少人就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

杨伟民就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评价说，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城市是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城镇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效率高，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

针对人员流动导致的“高房价”问题，杨伟民也给予了回应——当前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就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太多。也就是说，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结构失衡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同时，城市核心区往往是就业用地多、居住用地少，职住失衡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解决交通拥堵，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

未来20年内，中国人口80%在城市地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说，最重要的一项变化，即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迅速提高到去年年底的58.52%。

通过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城市是当今世界各类要素、资源聚集最集中的地方。2017年，全球大约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到2050年的时候，68%的全球人口将会居住在城市地区。

中国也不例外。徐林预测称，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城市地区居住的人口将会达到80%左右。“如此多的人口在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就变得更加重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时候，徐林表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国家发展的可持续、世界发展的可持续将持续相关。“只要城市的发展做到了可持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伯特·霍夫曼：

中国新一轮城镇化挑战：效率、包容和韧性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伯特·霍夫曼表示，在他看来，中国正进入新的城镇化模式，而土地管理、户籍改革、金融可持续、规划先行以及环境和地区治理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目前，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发展过程。霍夫曼表示，其中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资源的不断集约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规模加速扩大，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城市在土地开发、资金运用和人才分配上的低效，同时，包容性、韧性也愈加成为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他看来，新的尝试已经被不少中国城市纳入新一轮的发展建设当中，中国城市也将被愈加看作发展的模板。而现阶段，他们需要探寻如何推动“以人为本的变革”，这将是转型成功的关键。

“效率、包容和韧性将是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挑战。”例如，高度依赖于土地的城市化带来了诸如基础设施浪费、经济发展密度过高等问题；新的设施并未有效解决城市发展瓶颈：如提高区域互联性、增加城市聚合度等；人力资本过于集中在高产效地区反而稀释了个体的产效，导致总体产效的下降。

此外，霍夫曼特别提到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城市需要更强的韧性，以应对更高频率以及更高强度的极端天气事件。”

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金字塔式”城市群具有可持续性

从城市的发展规律来说，以城市群为主体引领城镇化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中国国务院参使、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如何摆好不同层级城市的定位，从而实现协调发展，极其关键。

仇保兴以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了中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是一个超级大城市，而在上海下面，有杭州、宁波、南京等五六个经济超万亿的二级城市。

“有的企业、技术要素从二级城市到上海，也有上海的技术、生产要素流向杭州、宁波，这些二级城市与上海形成了相互竞争合作的对流关系。”在他看来，这种“金字塔式”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他认为人才资源单向流入北京、天津，造成河北的产业结构没法提升，出现了高端产业断崖式下降，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极端不均衡。

当前，通州新城、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也是注意到城市群大中小城市“金字塔”的重要性。仇保兴直言，“市场无法解决的，就用规划的办法造几个像模像样的二级城市，来弥补城市群的断档。”

对于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协调发展，仇保兴也提出建议——“当前，只有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城市等级还有待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的城市圈培育二级城市，实现协调发展。”

专家观点

发展成渝城市群

成都要对中心城区

做“减法”和“提升”

城市群能够为城市带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赋予经济活力，帮助区域协调发展顺利实现。本届高层论坛上，一场名为“城市群建设助力协调发展”的分论坛则把焦点汇聚在成渝城市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更是在会上提出，成都要对中心城区做“减法”和“提升”。

“要把有一些职能、功能疏解出去，培育一些外围的增长点，然后通过分工协作，来推动整个区域。”杨保军直言，成都城市群的推动路径是由城市到大城市，再向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发展。

从现状来看，成都跟周边城市发展“不平衡性比较突出”。杨保军称，目前成渝城市群发展仍处于第一个阶段，而四川提出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将帮助成都向上衔接国家的成渝城市群发展，同时通过培育外围城市来加强城市群整体的分工、协作、协同。

在杨保军看来，成都首先在推动跟德阳、绵阳、眉山等城市由近到远的分工协作，建立一体化的设施和平台。“当都市圈建成以后，将与重庆这个都市圈进行进一步协同发展。”

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李霞提出， “城市群的发展应该关注开放、串联和带动，成渝城市群的建设要关注体制机制的问题。”李霞表示，下一步成渝要基于更高层级、产业统筹的角度，制定出产业协作、配套协同发展的机制。

打造低碳城市

要以市民为核心

作为联合国人居署首批“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成都无疑是低碳的——通过构建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超过38%，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去年同比增长了15.4%；构建绿色低碳的消费体系，鼓励绿色低碳消费，推广绿色办公，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消费的社会氛围。

“成都打造低碳城市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公园城市的规划建设、清洁的能源结构和休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政策法规研究部副研究员杨秀说。但在发展过程中，成都要如何抓准城市特质，走出一条具有区域特征的低碳道路呢？

联合国人居署驻华国家官员应盛认为，成都应该从关注低碳城市空间发展，转变为“以市民为核心，低碳化发展为主线，多元参与”的低碳发展新理念，倡导基础设施低碳化与低碳产业共同发展，带动形成新的城市低碳产业，从而实现城市低碳化综合价值的提升。“城市规划上，也需要汇聚政府、企业、社区、规划师、工程方的规划创意，构筑一种多方协同的行动规划理念。”

在转变低碳发展理念的同时，打造“低碳城市”还需要有完善的审批机制保障。在杨秀看来，成都需要在摸清各行业、各区（市）县的碳排放水平后，以摸底数据作为支撑，完善项目审批的机制，“除了设置峰值总量控制之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可以把区域碳平衡、项目碳平衡等纳入项目审批的指标中去，让碳排放较高的规划建设和具体项目，进行碳中和的优化设计。”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师刘长辉提出，打造“低碳城市”，成都可借鉴天津中新生态城的模式，对市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低碳行为，通过刷卡的形式获得积分，积分可在社区商铺换购商品，下一步可能会纳入信用积分体系。“天津中新生态城，在规划和建设之初，就想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的城市。对于该模式，成都也可以选一些区域进行试点推广。”

记者 邹悦 实习记者 郑鑫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陶轲